益配资从莎士比亚到托尔金，英国文学巨匠肖像展来到上海

单人沙发上映照出英国推理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俯身创作的身影，“活着本来就是一件伟大的事”，她写道，随后，似乎有些怅然若失，她抬头看向对坐的观众。

这是上海博物馆“从莎士比亚到J.K.罗琳：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”的一件投影互动装置。展览让观众沉浸式地穿梭在英国文学的历史，核心的展品是82位英国作家的肖像与文稿，其中不少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巨匠。这也是英国国家肖像馆首次将其馆藏带到中国，展览将从3月18日持续至7月13日。

展览现场（上海博物馆提供）

“展览以英语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为主线，通过肖像、手迹与珍本的并置，引领观众以全新视角回望五百年的文学经典。”英国国家肖像馆馆长维多利亚·西达尔表示，“展览不仅礼赞文字的辉煌成就，也力图呈现作家的人生历程，其中既有荣光，亦有挑战。当文字与图像交织，肖像与手稿共鸣，作家最真实的一面往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浮现眼前。”

“阅读”作家的肖像

文字与肖像，哪个更能揭示作者的内心世界？1623年，威廉·莎士比亚的36部剧作集结出版，标志着戏剧以严肃文学的形式进入了文学史。卷首印有作家的版画肖像，对页则有其友人、剧作家本·琼森所撰颂诗。在诗中，友人将雕版师的工作描述为“与自然角力，使肖像成真”，但又认为肖像终究无法传达莎士比亚的非凡才智，“读者啊，勿观其画像，应阅其华章”。

威廉·莎士比亚《威廉·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、历史剧和悲剧》© Private Collection, United Kingdom

身为作家，本·琼森相信文字比肖像更能反映作家的灵魂。然而，在更多时候，文字与视觉艺术的关系常常是共生共鉴的。简·奥斯丁就曾将写作比作绘制微型肖像，而诗人威廉·华兹华斯与画家本杰明·罗伯特·海登常以诗歌和画作相互回应对方的作品。

在策展人凯瑟琳·麦克劳德与亚历山德拉·奥尔特的指引下，我们看到，早期17世纪的作家肖像风格较为简朴，无论是琼森还是莎士比亚，他们的肖像都是朴素的半身像，极少使用配饰，这反映出当时作家的社会地位并不显赫，也引导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物面部，从中“阅读”画中人的美德、智慧与创作天赋。

到了18、19世纪，书籍插图和独立画作中的肖像，越来越多地传递出作品特质或人物性格的重要信息。托腮目视别处的沉思姿态，往往暗示着深邃的思想；山水背景或成堆书籍，则暗指创作主题或渊博学识。这种描绘作家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。

约瑟夫·塞文《约翰·济慈》©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, London

诗人约翰·济慈在25岁的年纪因肺结核去世，他死在朋友、画家约瑟夫·赛文的怀抱中。悲痛的赛文凭借记忆为友人绘制了肖像。“这是他初染病恙且刚完成《夜莺颂》的创作时，”在写给英国国家肖像馆时任馆长的书信中，他回忆道，“在我前往汉普斯特德探望的那个清晨，我发现他正如画中这般，坐在两把椅子之间。我被济慈身上流露出的真切的哀伤所震撼，而这种忧郁气质恰于那首诗作中得到了精妙表达。”

T.S.艾略特肖像（摄影记者/吴军）

T.S.艾略特的作品以阴郁晦涩、富有哲理著称，《荒原》是其最负盛名的诗作。帕特里克·赫伦为艾略特绘制肖像的时候，后者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这幅现代主义的肖像，乍看呼应了其诗歌的晦涩犀利，然而仔细观察能发现，诗人右肩上有一只猫的轮廓。这个细节提醒我们，艾略特也有俏皮的一面，他曾创作过《老负鼠的实用猫经》这类轻松诙谐的作品。这批幽默的诗作以猫为主题，最初是随信寄给他的朋友及其孩子的。在诗中，艾略特赋予每只猫以独特的名字与个性，这些诗作后来经安德鲁·劳埃德·韦伯改编，成为著名音乐剧《猫》。

J.R.R.托尔金肖像（摄影记者/吴军）

J.R.R.托尔金最知名的作品，是广受欢迎的奇幻小说《霍比特人》和《魔戒》。从牛津大学退休后，托尔金生活在伯恩茅斯的郊区。专为社会名流拍照的摄影师、当时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的丈夫斯诺登公爵前来拜访，想为他拍摄肖像。斯诺登回忆，托尔金的住所平淡无奇，他花费了数小时在附近寻找《魔戒》的踪迹，最后发现了一片林地。盘根错节的树根，令人联想到托尔金笔下的法贡森林。托尔金在镜头前欣然坐下，他也许对自己的全球声誉和狂热拥趸已经心怀倦意，但对自己创造的奇幻世界，他始终怀有深切的热爱与归属感。

肖像背后的迷人故事

女性作家及其肖像的发展轨迹，与男性同行截然不同。数百年来，大多数英国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机会，即使有幸接受教育，其作品也如同其人生一样处处受到社会成规的束缚。17世纪末，阿芙拉·贝恩公开以职业剧作家的身份谋生，却因此饱受抨击、屡遭粗鄙谩骂。对此，她坦言，自己“为生计写作，问心无愧”。后世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中对她有过高度评价：“所有女性都应向阿芙拉·贝恩墓前撒满鲜花……正是她为女性赢得了直言不讳的权利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出版作品的女性作家只有隐于笔名之后，才能自由选择创作题材，并与男性平等地接受评判、获得报酬。在此背景之下，当她们的身影被定格为肖像，几乎总是以时髦女郎的形象呈现，作家身份则退居幕后。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近代，范妮·伯尼和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肖像，只定格了她们的美貌与时髦装扮，其文学成就仍需通过文本去体认。

展览现场（上海博物馆供图）

勃朗特三姐妹可能是英国19世纪最著名的女作家，童年起，她们在自制的袖珍书中构筑幻想世界。她们的生命都很短暂，艾米莉与安妮分别于30岁、29岁死于肺结核，夏洛蒂在39岁到来前离世，但她们创作了数部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，每一位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文学贡献。

1846年，三姐妹联合出版了首部诗集，为了确保作品顺利出版，她们选择以男性笔名写作。次年，夏洛蒂以“柯勒·贝尔”之名出版《简·爱》，安妮随后以“阿克顿·贝尔”之名出版《艾格尼丝·格雷》，艾米莉则以“埃利斯·贝尔”之名出版《呼啸山庄》。《简·爱》一出版便引起轰动，另外两部作品也随之受到关注。姐妹三人的身份引发了广泛的猜测。

勃兰威尔·勃朗特《安妮、艾米莉与夏洛蒂·勃朗特》©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, London

三姐妹的兄弟勃兰威尔曾在1834年绘制了一幅全家福。夏洛蒂的传记作家伊丽莎白·盖斯凯尔曾经见过这幅画，“我认为画得非常像……艾米莉的面容令我印象深刻，充满力量；夏洛蒂的充满关切；安妮的则显得温柔”。人们一度以为这幅画已经佚失，夏洛蒂生前一直否认此画的存在，她似乎并不喜欢它，其丈夫亚瑟·贝尔·尼克尔斯牧师也从未将画的事情告诉他人，直到尼克尔斯去世八年后，其第二任妻子偶然在橱柜顶部发现了这幅画——它被折了起来。这幅画是勃兰威尔17岁时创作的，风格相对粗朴，带有稚拙感。画面中隐约可见第四个人，似乎他原本将自己也画了上去，但后来又用颜料抹去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覆盖的颜料变得透明，他的形象越发清晰。英国国家肖像馆得到这幅作品后，决定不对画作进行修复，保留显著的折痕与颜料脱落的痕迹，见证这幅珍贵肖像背后的迷人故事。

斯图尔特·皮尔森·赖特《J.K.罗琳》（摄影记者/吴军）

即便是J.K.罗琳，在1997年出版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第一本之前，也遭受了12家出版社的退稿，最终，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建议她使用缩写名J.K.罗琳，避免女性作家身份影响男孩读者的接受度。在创造系列小说第六部《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》时，画家斯图尔特·皮尔森·赖特用细腻的笔法捕捉到她沉浸创作的状态，她手握钢笔在纸上疾书，这是一个正在把幻想变为现实的时刻。

詹姆斯·乔伊斯肖像（摄影记者/吴军）

展览分为“文心追迹”“成名之路”“冲破樊笼”“声名赫赫”与“改写世界”五个篇章。事实上，不仅是女性作家需要“冲破樊笼”，《尤利西斯》的作者詹姆斯·乔伊斯、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的作者D.H.劳伦斯、《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》的作者E.M.福斯特、《孤寂深渊》的作者拉德克利夫·霍尔，还有奥斯卡·王尔德，他们都创作出了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，但在当时却被判定为离经叛道，遭受诽谤、查禁，乃至锒铛入狱。但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曲折经历，为后世的文学和社会观念的进步铺平了道路。展览中的肖像记录下了他们某个时刻的状态，历史的沉重与人性的光辉在其中相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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