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“乙酉,自济南至青州,诸郡县皆有狼灾。”
这是王士祯晚年著作《香祖笔记》卷十中一句记载。
那就是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。
同年,淄川文人蒲松龄也在案头记下一则异闻:“是年,淄川有蝗,大风昼晦拔树;济南至青州,狼为灾。”
跨越百里的记载,绝非偶然的野趣实录,应该是撕开了康乾盛世中期,山东乃至北方中国生态与社会的隐秘褶皱。
这场狼灾的蔓延范围,从济南府治到青州府属的淄川、益都、寿光数县,跨度逾三百里。
狼作为顶级捕食者,若要形成“诸郡县皆有”的规模,必赖完整的生态链条支撑。
彼时的山东东部,尚未经清代中晚期的过度垦荒,明末清初战乱留下的荒芜耕地,已悄然恢复为次生林与灌丛。
展开剩余74%1705年,放在整个康熙王朝,看中国整体,自然也是一个承平的年份。
而狼群的生成,一定有无法回避的自然灾难。
此前两年,也即1703至1704年,黄河下游连续决溢,曹州、济宁等九十余州县遭灾,大量灾民流离,更多耕地抛荒,为野兔、野猪等植食动物提供了觅食天堂,进而滋养了狼种群的繁衍。
《益都县志》曾载“益都淄河中狼行五六成群”,恰印证了当地狼种群的稳定基数。
而1705年的集中爆发,不过是生态链条失衡后的显性表现了。
所谓“灾”,从来都是人类视角的定义。
对自然而言,狼的活跃本是调节植食动物数量的平衡手段,但当它们循着食物踪迹闯入村落,捕食家畜甚至伤及行人,便成了需被记载的灾异。
这背后是人与兽边界的模糊。
经过连年灾荒,山东人口虽在恢复却未饱和,荒野与农田交错,狼可沿泰山余脉、淄河河谷自由迁徙,无需面对密集村落与道路的阻隔。
洪亮吉在《晒书堂笔录》中也补了一段背景:“康熙乙酉五月十八日,大风从西北来,先以黄气,继以赤气,气过而风昼晦,大树皆拔。是年二东多疫,又青州数郡多狼。”
狼灾与大风、瘟疫并列,暗示着1705年山东正遭遇气候异常引发的连锁反应,而这一切都根植于“明清小冰期”的气候波动。
这场生态异动,实则与同期的社会治理困境深度纠缠。
黄河山东段造成的灾难可不小。
1703年菏泽决口,沂水泛滥溺死两千余人,朝廷拨银三十万两赈济,却因巡抚王国昌贪污克扣,致青州诸城、安丘等地出现“人相食”的惨状;1704年,王国昌被革职,继任者赵世显虽全力整顿,却仍难掩地方吏治的积弊。
连年灾荒迫使百姓逃离家园,进一步弱化了人类对自然的干预,也为狼灾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而1705年朝廷封闭青州嵩山银矿、疏浚济宁运河的举措,虽意在稳定民生与漕运,却也间接减少了人类活动对山林的扰动,让狼的栖息地得以延续。
这场狼灾并非孤立事件,其影响早已溢出山东一隅,折射出全国性的时代底色。
1705年,康熙帝第五次南巡,沿途视察黄河河工与漕运,一边赐河道总督张鹏翮“治河名臣”匾额,一边严令整顿漕运驿站,试图以强力治理化解水患与民生危机。
此时的清廷,虽在编纂《全唐诗》彰显文治,在西藏平定桑结嘉措之乱巩固边疆,却仍要面对气候异常带来的区域性挑战。山东的狼灾,与广东停止开矿、四川修建泸定桥等举措一样,都是帝国在稳定与发展间的细微调适。
如今再读这些零散的史料记载,狼灾早已褪去恐怖色彩,成为一面特殊的镜子。它照见三百多年前,山东东部仍保有植被繁茂、食物链完整的生态韧性,也照见传统农业社会在天灾人祸面前的脆弱。
当狼群能自由穿梭于郡县之间,本质是人类活动尚未突破自然承载力的证明。
而随着康乾盛世人口激增、垦荒日盛,狼的踪迹逐渐隐匿,那些关于“狼过青齐”的记载,便成了生态与社会此消彼长的最后注脚,留给后人无尽的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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